中医药在“第二个结合”中的先行者角色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历史新高度，这是一场伟大的理论创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这场必将留下深刻历史影响的伟大实践中，中医药应该走在前列。

中医药藏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图谱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医学智慧结晶，其理论体系、诊疗方法和养生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在其发展历程中，总是能够及时创造性地吸收借鉴时代最先进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图谱的活态载体。学界普遍认为《黄帝内经》成书时间是从战国至汉代，对先秦诸子百家广涉博采，黄老之学色彩显著重于儒家。《黄帝内经》保存了先秦百家争鸣的“余晖”：不仅具有鲜明的黄老思想特色，传承了道家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的摄生智慧和阴阳家的天文历法知识，还闪耀着墨家科学精神的光辉，也谙熟法家社会治理的秩序伦常，其职业特性导致比儒家还要更加重视致中和与仁爱之学。

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首先表现在古代哲学方面。中医药的理论核心直接源自中国古典哲学思想，《黄帝内经》在“天人相应”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远胜于哲学、社会学范畴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唯心主义学说。这也让中医的核心理论阴阳、五行学说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阴阳五行，使得中医更富有“格物”精神，更重视实践，在微观认知不足的时代，运用宏观的取象比类等方法，形成了五行藏象体系、阴阳六经和十二经体系，形成了与现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黑箱、灰箱理论相吻合的理法方药诊疗体系。中医诊疗方法折射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典型特征，特别重视整体观念，视人体为有机整体，脏腑经络相互关联，而非孤立看待病灶，这与儒家“万物一体”、道家“道法自然”的整体思维方式一脉相承；“辨证论治”这种个体化、动态化的诊疗模式，与中国文化重视具体情境、反对机械教条的实用理性精神高度一致，在真假寒热时舍脉从证、舍证从脉，这种权衡规矩和温病学派“卫气营血”辨证的权衡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经权结合”的智慧。

中医药实践蕴含了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形成了特殊的中医药文化符号。尤其是医学伦理的思考要远远早于其他任何医学，唐代孙思邈《大医精诚》倡导“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融合了儒家“仁爱”、道家“济世”思想，将医术提升为道德实践，并形成了贯穿中国医学史的价值观。中医追求“以平为期”，“勿伐天和”，避免过度干预，与儒家“中庸”、道家“无为”思想相通。中药处方讲求“君臣佐使”，通过药性配伍实现疗效，亦是中庸之道在实践中的体现。在道德价值上，医家与儒家非常契合，仁学融入仁术，特别是范仲淹提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使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有了另一种选择，为后世学子们提供了一种更具体的人生范本——文人涉医也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导致了特殊的生活和文化形态，中医药保存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符号与民间智慧，比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标本兼治”等惯用成语皆从中医来，“上火”“肝火”这些中医病理病机名词具有生动的社会学譬喻含义，远志、小草等这些药名富含文化寓意，端午熏艾、上巳踏青、春食青团等涉医民俗具有很实在的养生保健价值。

中医药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包容性与连续性的见证，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传承。如丝绸之路传来的还有域外的医学、药物，唐代《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记载了很多古天竺医学，本草学更是吸收了很多外来药物，尤其是芳香类药物，据统计常用中药中有超过10%的是“舶来品”。中医的文献传承，更是折射出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医典籍的累代修订与注释，延续了汉代经学注疏传统，形成独特的知识传承体系。

中医在“第二个结合”中具有先行优势

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中医药传承创新的前提是“文化自觉”，重构优秀传统文化的拼图，就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自觉过程。作为传统文化“活化石”的中医药学，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实践中，应该展现出独特的先行优势和特殊价值，这与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科学的哲学思想以及广泛的实践基础密切相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医药文化在多个维度存在契合点。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性，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医药文化同样蕴含浓厚的人本精神，《黄帝内经》大量篇幅透射着“以民为本”思想，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倡导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闪耀着尊生、平等的人本光辉，在聚焦于人的福祉与健康这个问题上，两者价值观是一致的。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契合：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矛盾既对立又统一；中医药学理论基础之一的“气一元论”，认为“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和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与动力，阴阳对立统一、消长平衡、互根互用、互相转化。因此，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念、运动观、矛盾论，与中医的整体观、阴阳学说、五行生克制化等，都高度契合，方法相通。这些内在契合性，使得中医药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想载体和先行领域。中国式现代化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语境和话语体系，尤其是哲学社科领域，发展但不能沉溺于现代科学技术概念的丛林，敢于消融所谓的西学霸权，以扬弃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保持自觉的传统文化思维。

中医药的文化传承与活态保护具备示范意义。“第二个结合”并非单纯的理论拼接，而是在实践过程中的深度融合与创新性拓展。在中医药领域，已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实践途径，尤其是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保护成效显著。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并非静态地保存，而是“活态”的实践与运用。国家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中医药传承发展的重要政策与法规，在中医古籍保护与利用、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产业发展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山东省正在推进的“中医生活化”举措，意在通过中医融入生活、生活体现中医，整合中医药服务、中医药科普、中医药文化传播等方面，使中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发挥重要作用。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不仅使中医药老字号恢复其历史功能，还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医药因其自身的多学科属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典范，以文化自信为切入点，在融合教育与大思政的实践中具有天然的优势。

守正创新是中医药在“第二个结合”中先行实践的发展导向。其一，需深化对古典理论的现代阐释与研究，持续深入挖掘并系统阐释中医药学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独特理念与智慧，以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契合之处，构建具有中国自主性的中医药学知识体系。中医药是我国最具原始创新优势的领域，应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驱动作用，更广泛地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科技，为中医药的诊疗、研发、生产和服务全流程赋能，加快中医药的现代化与标准化进程。当现代医学建立在循证基础上的微观研究遭遇瓶颈时，必须弥补宏观维度研究的缺失。中西医深度融合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学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这就要求我们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坚持中西医并重原则，推动中西医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努力革新医学模式，为维护人类健康贡献中国力量。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就越能走向世界。创新传播方式，借助新媒体、新技术和文化创意，讲好中医药故事，推动中医药更广泛地走向世界，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中医药因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在的哲学相通性、价值一致性和方法论亲和性，以及在临床有效性、文化渗透性和产业包容性方面积累的丰富实践，无疑可以在“第二个结合”的宏大实践中扮演先行者和示范者的角色。中医药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更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生机活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典范。通过持续的理论探索、实践创新和科技赋能，中医药必将在“第二个结合”的征程中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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